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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谋国”与“谋身”为何难两全

发布时间:2019-11-04 15:42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海瑞曾说过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这是对张居正一生中肯而准确的评价,但这番话由海瑞说出,难免使一般人觉得惊讶不解。 海瑞给后世人的印象是刚直不阿,而张居正精于权谋,可两人的结局确实证明张居正“谋身”不如海瑞。张居正积劳成疾不到60岁便亡殁,死后被众廷臣攻击诋毁,被万历帝清算,家产被抄没,长子自杀,其他儿子被发配到烟瘴地面充军,他80岁的老母尚在,目睹这样一番家破人亡的惨剧,情何以堪!海瑞以75岁高龄善终,生前和死后享有盛名,几乎成了500年来中国清官的代名词,包括皇帝在内,无人敢否定他的标杆价值。 谋国奇才 从“谋国”来说,海瑞的功业远不如张居正。海瑞自冒死直谏嘉靖后,声名鹊起,其不畏权势、清廉无比的另类形象牢牢地树立在大明的官场之中,没有谁愿意将这样一个模范典型置于死地,而把自己摆在全社会舆论的对立面,因此剑出偏锋的海瑞,由于自身近于严酷的道德操守,使他成为几乎无人能攻倒的一尊金刚。但这样的人在官场注定只是一个用来摆设用来宣传的标杆,而不可能掌握实际权力,干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业,他到死也只是一个有政治地位而无实权的南京右都御史。 张居正位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顾命大臣、宰辅、帝师三位一体,他所掌握的权力,大明近300年中,没有一个文臣能与之比肩。无论从国防、财政、民生和吏治,他力挽了正德朝后江河日下的颓势,营建了万历初期的繁华,《明史·万历纪》评价道:“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 国防方面。隆庆朝时,张居正鼎力支持北方边防最高长官宣大总督王崇古,对威胁明朝北疆最大的鞑靼俺答部,采取羁縻政策,封俺达为顺义王,开互市,换来了北部的和平。倭寇之患在嘉靖晚年已基本解决了,抗倭名将戚继光调到蓟州把守都城东北的门户,另一位名将李成梁出山海关,深入辽东取得数次大捷,东北基本平静,女真各部还在相互攻伐,努尔哈赤还没有登上历史的舞台,建州女真威胁十数年后才显露出来。 财政方面。经过清丈法和一条鞭法的推行,全国统计上来新增耕地面积182万余顷,比原有耕地增加了35%,自然税源也就增加了。万历五年帝国中央银库太仓库收银436万两,比11年前隆庆帝登基时201万两增加了一倍多,兵部管理的太仆寺(总后勤部)当年的岁入银两也超过了400万两,京师仓库所存的粮食足够6年消费。 民生方面。全国老百姓的生活基本安定,特别是江南一带民间经济十分活跃。张居正重用了潘季驯,于万历七年完成了黄河的治理和运河的疏通。 吏治方面。随着考成法的推行,官员懒散推诿的毛病得到了很大的校正,行政效率大为提高,基本上实现了“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如果没有张居正变法带来的国力增强,很难想象他死去若干年后,万历朝能打赢宁夏平叛、播州平叛、援朝抗倭三次大规模战争。 皇权制度使良臣悲剧无法避免 这样一位为大明立下卓越功勋的人,却不能善终,并祸及子孙,其“谋国”与“谋身”不能两全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笔者以为其根本原因是明朝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态使政治家在干一番大事业保护好自身和全家之间,有着不能解决的矛盾和冲突。这正是皇权制度到了明清时期僵化停滞、毫无出路的悲哀。 无论是张居正,还是海瑞,这类起于民间的士人精英,他们无不希望能“治国平天下”,他们的理想亦是千千万万传统儒生的共同理想。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度也使门第并不高贵的精英,如张居正、海瑞这类人有进入庙堂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 但在皇权制度下,这类精英要富民强国,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得君”。即碰到一个好皇帝,在明君的大力支持和信任下,励精图治。因此中国历史上凡是强盛时代,必有君臣和衷共济的佳话。如周公辅佐成王,李世民对待魏征,明宣宗对待“三杨”,所谓“得君行道”。然而皇帝是最靠不住的,中国历朝历代都在盼明君,可明君在一大帮昏君、暴君中乃属凤毛麟角。即使君王初期信任大臣,最终难免不会卸磨杀驴、鸟尽弓藏,如李斯、张居正等人的下场。对这点,张居正本人在生前已有预感,但为了江山社稷,他说出了“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的悲壮之言。 在只能“得君”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抱负的政治生态下,政治家的安全和权利保障不依赖于制度而依赖于君王个人,因此风险很大。在这样的体制下,得圣眷时犯法违规亦可逍遥,失宠时则小毛病可能被找出来作为整肃的理由,荣辱生死系于君王个人。拿张居正本人来说,当年幼的万历帝以及皇帝生母慈圣太后充分信任他时,他拥有无人能比的权威,用霹雳手段清吏治、财政,得罪了一大帮既得利益者,但没谁敢公开挑战他。在这种除皇帝外没有谁能监督制约他的情况下,他必定会独断专行,必定会因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有时连他自己也没法控制。比如他当国时,举国官僚相方设法巴结他远在湖北老家的父亲,他无可奈何。对他的奉承拍马更是花样百出,人性是有弱点的,让所有人都成为百毒莫浸的海瑞显然不现实。而皇帝信任他时,甚至默许、鼓励他以权谋私,比如他的三个儿子连续两届考中进士,其中有状元有榜眼。身为首辅的他在儿子参加殿试前向皇帝请求回避,不参加阅卷。皇帝明明白白告诉他,先生对社稷功劳太大,无以回报,只能看顾先生的子孙。但皇帝要整治他时,这些又被翻出来,全部成为惩罚张家的理由。 士大夫们“得君行道”的无奈与反醒 余英时先生在《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宋代和明代政治文化的差异。宋代是最优待士大夫的王朝,宋太祖命令后世子孙不许杀一个文臣。所以苏东坡尽管一贬再贬,其生活还是有保障的。王安石得到神宗的充分信任,厉行新法。即使新法被废除,王安石被罢相,他依然可以悠游于林下。宋代基本上实现了钱穆先生所说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明代的政治生态要恶化得多,朱元璋杀戮、侮辱士大夫乃家常便饭,历代皇帝既要用文臣办事,又千方百计提防文臣,君臣的关系很难达到和谐状态,到了末期更是朝野戾气激荡。张居正是整个明王朝“得君”达到最佳状态的大臣,皇帝和太后几乎对他言听计从。连如此之人尚且不能保身后子孙安危,那么整个文官集团还能继续做“得君”之梦么? 早在张居正之前的正德朝,大思想家兼大功臣王阳明已经看出“得君行道”太艰难,因触怒大太监刘瑾几乎被害死的他,逃到贵州的深山里,经过苦思而顿悟,把实现政治抱负的眼光投向民间,从“得君行道”的模式进步到“觉民行道”,即教化众民,来实现政治清明,这庶几近于公众启蒙运动了。 张居正的被清算,可看成明朝最后一次“得君行道”、“君臣相得”这类传统士大夫梦想的破灭。以后的东林人士企图用讲学、论政等民间舆论来影响朝政,但过于急切,平衡皇权和文官集团权利以及民众权利的全新制度没有建立,矛盾激化后无法调解,终于引发阉党和东林党的大火并,一大批有抱负有责任心有才能的士大夫被惨害,士大夫集团和明王朝也恩断义绝,明朝的覆亡只是时间问题,即使张居正这样的救时宰相再生也回天无力。 等到清军入主中原后,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先生为代表的明朝士大夫,以“遗民”的姿态总结亡国的教训,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痛斥君主独裁的危害,提出君臣是平等的协作关系,以及评论皇权时代的“非法之法”,认为学校应具有公议庙堂是非的功能——近似于现在的议会。这些,只能是遗民们的锥心之得而已,在当时的现实中不可能实现,清王朝对士大夫思想、对民间舆论的控制已经远远超过明朝。中国人的“明君”、“清官”梦又延续了300年,“觉民”之说遥远得如空谷足音。 在根本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态没有改变之前,张居正这类政治家“谋国”和“谋身”不能两全,几乎是无可避免的悲剧。

  因为他只明白如何谋一时之国却不明白如何养生(身),更不明白如何谋百年,千年之国(生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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