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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对苏轼主张的政治思想的评价

发布时间:2019-11-04 15:42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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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苏轼是北宋诗坛成就卓越的大文学家,一生经历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他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激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他初入仕途,正是北宋政治与社会危机开始暴露,士大夫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实行新法,希望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苏轼虽主张改革,反对因循守旧,抑制豪强,但也不同意王安石的变法理论,苏轼认为欲速则不达。由于这些意见和建议遭到变法派的反对,苏轼被迫外调,先任杭州通判,后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的知州。哲宗继位,司马光做宰相,苏轼被召回京师,任中枢舍人等大官,后又因与司马光力争新法不可尽改而出任杭州。在他为官之处,注意了解民情,关心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和热爱。

  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苏轼,在散文、诗歌创作方面,特别是词的解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与他政治思想上追求革新、进步、企图突破旧藩篱的精神是相一致的。

  苏轼不仅不投机,不仅不是两面派,反而是一个十分不能“适应形势”的人,在“元佑更化”大地主保守派专政时期,苏轼从反对新法转向对新法的某些方面有所维护的态度,这种态度更说明苏轼不投机,不是两面派。当时,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去世了,哲宗年龄小,所以当时反对新法的宣仁皇后垂帘听政,并且让同为反对派的司马光当宰相。也正因如此因为反对新法的而被一贬再贬的苏轼忽然得到迁升,召回京城,做了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侍读、龙图阁大学士等大官。如果苏轼是一个很会适应形势的两面派的话,他就会对司马光感恩戴德,更加地攻击新法,以顺利地升到更高的官位上。然而,这时的苏轼却又正好相反。他明知自己与司马光“交契最厚”,但从“拙于谋身,锐于报国”的立场出发,觉得司马光“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是个错误的施政方针,结果,苏轼为争辩“免役法”的兴废问题葬送了自己升官的机会。司马光“忿然”要驱逐他,还有一帮“希合光意,以求进用”的旧党投机分子视他为“怨仇”一再上疏诬陷攻击,使他难以立足朝廷,被迫“补外”而去。后来,苏轼很有感慨地描述这两场激烈政治斗争的情况时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事实充分证明了苏轼决不是什么“两面派”或“投机派”,相反,倒表现他政治品质的某些可贵之处。

  (一)苏轼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属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但旧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它的成分也是相当复杂的。

  苏轼出生在一个家境小康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苏洵是“布衣”,因此苏轼自称“生于草茅尘土之中”。他家属于中小地主阶层,这个阶层从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到大地主豪门兼并势力的排挤和压迫,因而有改革的要求,这使他与“袭故守常”的司马光有所不同。

  (二)苏轼在嘉佑年间曾向仁宗皇帝多次上疏,对当时的土地、财经、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方案。如他提出“厉法禁”,反对刑不上大夫,主张抑制权豪显贵;“抑侥幸”“专任使”,要求严格挑选才德兼备的人才;“较赋税”“均户口”,希望遏止富豪兼并势力的发展;“省费用”,主张量入为出;“决雍蔽”“无责难”,要求及时清除贪吏,改革时弊;“教战守”“定军制”“练军实”“倡勇敢”,倡导寓兵于民,加强国防力量等等。这些改革要求,对改善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形势以及对促进后来的王安石变法的迅速出现,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但是,苏轼的改革方案也具有消极的因素,其明显的特点是对大地主兼并势力的某些妥协性,这使它与王安石的新法有所区别。例如,在最尖锐的土地问题上,他虽然和王安石等人一样,看到了“富者地日以益”、“贫者地日以削”的不合理现象,但是,他提出的改革方法却是无可奈何的“均户口”。他主张把一部分士大夫迁往荆、襄、唐、邓、汝、陈、蔡等空旷地区,荒年也可募集贫民前往移居,“皆授其田,贷其耕耘之具,而缓其租”使这两部分人定居下来。这不仅难以实现,也没有触及到大地主兼并势力的根本利益,赶不上变法派提倡的限制富豪兼并经济扩展的“青苗法”有实际的意义。再如,在财政赋税方面,苏轼也看到了“兼并之族而赋甚轻”“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的田赋不均的情况,但他提出的“较赋税”却又带有一些折中、妥协的性质。他建议检查买卖田契,按土地“广狭瘠腴”的情况收纳赋税。这当然对大地主兼并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这种做法却又为他们开了偷税漏税的方便之门,连苏轼也有所察觉,说这种检查田契的办法只能推行“其数年之间”“其久远者不可复知矣”。由此可见,苏轼的“较赋税”比不上变法派的“方田均税法”有实效。苏轼还提出了“厚货财”“省费用”的主张,要求国家“节用以廉取”,减少“冗兵”“冗费”,减轻或废除各种名目的征敛和税收。这些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人民愿望的,但结合历史条件具体分析,却又发现苏轼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号召减少税收,并没有特别强调对贫苦农民减少税收。变法派所推行的均输、青苗、免役诸法,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扩大税收的政策,但它的主要对象是针对富豪大地主的,因而它的执行将会相对减少对广大农民的剥削,比苏轼的主张更具有积极作用。

  苏轼改革方案中这些妥协的因素,是苏轼世界观中的保守因素的表现,无形中与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保守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与王安石变法形成距离。这就是为什么要求改革的苏轼,后来却成为反对派的主要原因。

  在他的世界观中存在着矛盾性和两重性。苏轼世界观中的矛盾,与他的社会历史背景、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有很大的关系。北宋中后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织,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化决定了苏轼世界观中十分矛盾而又曲折变化的特点。但是必须强调指出,苏轼思想的曲折变化有其必然的社会依据和内在的发展规律。

  1、首先,苏轼是一个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从小就立志报国,但苏轼的家庭环境比较稳定,没有明显受到大地主打击和排挤的迹象,因而他对大地主兼并势力的怨恨多是停留在抽象意义上的。苏轼父子三人想冲破他们狭小的生活区域,因此借助科举寻求上升的机会,他们一踏进仕途就得到了当朝宰相、元老重臣如韩琦、欧阳修等人的垂青和推荐,一举成功,名满京师。连最高的统治者皇上也对他们赞赏有加,尤其对苏轼想委以重用。这些顺利的社会条件,促进了苏轼父子地位的稳定上升,苏轼的改革方案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的。

  再者,苏轼从小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教育和影响,使他的改革方案也就具有某些保守倾向。因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统治思想,在北宋的整个封建社会已走下坡路的时代中明显地呈现出它的腐朽性和保守性。苏轼既要改革,又以保守的儒家思想作斗争武器,上给皇帝的许多策论都是主张德治、仁政,反对功利、刑法,他的某些看法虽有合理的地方但还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这就形成了苏轼改革的悲剧。

  正是在以上这些条件影响下,使苏轼的世界观中的保守因素占了一定的地位,他也就很自然地参加到了攻击新法的队伍中来。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无疑是他政治思想上的一大危机,他对新法的基本内容如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等均加以否定,有的甚至采取夸大事实的手段。他的“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的口号,实际上是适应了旧党要求维持现状的主张,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大地主豪门权贵利益的作用,苏轼在反变法中把世界观中的保守因素发展到了顶峰。

  2、在苏轼反对变法的整个时期,他世界观中的进步因素并没有全部被保守因素所征服,所战胜,所以,苏轼对新法的某些方面的维护就体现在他被贬后在地方执政的二十余年里。

  我们看到的苏轼即使在他最激烈反对新法的时候,也没有全部否定新法,如他的《上神宗皇帝书》在说完变法的坏处之后又对“裁减皇族恩例,刑足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等限制富豪显贵特权、加强军事国防的重要措施表示了赞同的意见。从而可以看出苏轼追求改革的基本立场。

  更何况王安石的变法作为地主阶级内部的一次自救活动,它虽然集中地反映了中小地主的改革愿望,也符合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但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法家思想体系和儒家思想体系都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在特定历史情况下实行交替统治的两种方法而已,它不可能超越封建专制制度的基本利益范围,因而它的最终目的仍然是巩固封建统治,从根本上是对抗农民及其斗争的,因此,王安石的新法决不是北宋时期最先进思想的代表,它本身也具有先天的不可克服的阶级缺陷,苏轼攻击新法,虽然带有某些阶级偏见,但他指出了新法某些不合理的方面,是完全合理的,比如,苏轼对王安石的科举法的指责,就很有道理,他认为“专取策论而罢诗赋”和“罢经生朴学,不用贴墨而考大义”的方法比过去以诗赋取士的弊病更大,因为“制策”之类的文章,没有“规矩准绳”容易学成,反会使大量庸才借此进身,而且“制策”不讲求“声病对偶”也不能考查其水平高下。从诗赋取士改变成制策科举,只不过是使士子跳出一个牢笼,又跳进另一个牢笼,是没有什么进步和落后的。

  因此如果说苏轼在反对新法的过程中,曾经使他世界观中的保守因素有所发展,那么,在他发现并纠正新法执行过程中的某些弊病的同时,也使他追求改革的积极因素有所增长。

  苏轼是一个主张“务实”的政治思想家,他的实践精神和求实精神,也许是他改革思想中的最可贵的内在因素。

  在苏轼批判新法的某些流弊的同时,他还发现了新法的某些“便民”之处。由于他在下面“尽闻天下利害之实”,看到新法的某些方面行之有效,有利于改革时弊,也就转向维护和赞同了。如免役法,他觉得此法近于唐中叶以来的“长征卒”,其优点是“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各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因而当“元佑更化”司马光想要全部废除新法时,他便挺身而出,力争不休。关于对新法的态度,苏轼曾在与腾达道的信中表示忏悔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这说明了苏轼在改革时弊的问题上把“报国”“便民”的原则置于派争之上,肯于在实践中作自我批评,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不仅是合情合理的,也是他“务实”精神的体现。

  苏轼对新法的某些肯定,并不表明他站在新法派一边,事实上,他仍然坚持个人的改革道路,他之所以要选择新法的某些方面,是因为他想“较量利害,参用所长”,目的是“救其所偏,损所有余,补所不足。”

  从上面可以看到,苏轼在被贬后的政治实践中,世界观中矛盾的双方发生了转变,追求改革的积极方面逐步扩大,并克服着某些保守性的因素。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苏轼的思想矛盾的转化并不单是因为他在政治实践中对新法的某些体验,更是因为被贬后社会地位下降,他逐渐靠近了下层人民群众,增强了世界观中的进步因素,这无疑是苏轼政治思想的重大发展。

  元丰三年,苏轼被贬黄州,过着“与渔樵杂处”的生活,生活贫困,使他与穷苦的下层人民产生了感情上的共鸣。他因为“乏食”而躬耕荒坡,“垦辟之劳,筋力殆尽”艰苦的劳动使他体会到了农民的辛苦和饥寒。在严酷的社会事实中,他逐渐发现过去在古人书上寻找改革的办法是不行的:“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甚至还认识到:“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开始批判和否定他过去所尊崇的儒家传统观念的某些方面,这是苏轼世界观的一大进步。

  于是,苏轼怀着“民劳吏宜羞”的内疚心理发出了“民病何时休”的口号,处处督促自己去实践早年的改革诺言。从被排斥在外一直到病死常州,他一直履行着自己的改革主张,例如在赈灾救荒、放粮施药、兴修水利、整顿军纪、免除赋税、发展生产等方面,他都做出了显著的政绩。在徐州时,黄河决口,泛滥成灾,苏轼亲自参加抢救,与民工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终于战胜了水患,保全了一州人民的生命财产。在杭州时,他疏浚了西湖,灌溉了一千顷的良田;筑堤,把“内湖”和“外湖”连接起来,人民为了纪念苏轼的功劳,把这个堤称为“苏堤”。

  当然,苏轼的根本目的还是“忠君报国”,为了巩固北宋封建统治而服务,正是基于这一点,苏轼在“元佑更化”时期,头脑十分清醒,尽管他的地位提高了,但他的政治态度却稳定在下降的中小地主的立场上。他不顾朝廷的政策,把早年的改革方案中的“课百官”、“厉法禁”、“抑侥幸”、“厚货财”、“省费用”、“训兵旅”、“练军实”等主张,都结合实际事例用新的语言重新提了出来,表现了他对自己的“许国”诺言恪守不渝。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随着对阶级偏见和传统思想的某些突破,对自己早年的改革方案也有所批判。例如,早年提出的“均户口”、“较赋税”等不实际的提议不见了;早年崇尚仁宗的“忠厚”之政,反对神宗的“励精”之政,现在,却主张“兼行二帝忠厚励精之政”,要求推行“宽猛相资”的政策;他还主张继续执行“免役法”;过去激烈反对制策科举代替诗赋取士的办法,现在则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再如,加强国防方面,他要求戍边增防、安边息民,反对“将骄卒惜以胜为灾”,要用怀柔政策分化敌人,行“以夷狄攻夷狄”的政策,比早年“对夷狄以不治治之”的论点有了发展。

  苏轼在“元佑更化”时期的这些主张,就其实质来说,它是针对着大地主保守派司马光的主张全部废除新法而提出的。而苏轼的所作所为,正是从旧党内部对司马光等人进行抵制的表现。

  综上所述,苏轼的改革主张是一贯的,不论在王安石变法前后,以及“元佑更化”等各个历史时期,他都基本坚持自己的改革理想,因此,苏轼尽管在政治思想上有一定的阶级缺陷,但仍不失为一个改革家。

  苏轼一生处在变法和反变法的激烈斗争中,但他却在这场激烈斗争的旋涡中贯彻和实践了自己的改革理想——他隶属元佑旧党,却没有成为大地主保守派的忠实成员;他毕生反对新法,却又能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苏轼走自己的路,走他一直坚持的改革的道路,尽管这条路走起来是步履维艰、如牛负重,作为一个正直的政治家,苏轼无怨无悔地坚持着。在当时北宋积贫积弱的历史环境下,作为遭受大地主兼并势力排挤打击而又能通过科举参于官僚统治的中小地主阶级,他们形成了一种力量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登上了政治舞台。王安石、苏轼等人都是这个阶层的代表人物,只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教养和所处的社会条件不同,改革的主张和方法不同,做法也就有所不同。王安石变法更加适应了要求迅速改革的历史潮流的需要,因此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而苏轼的改革,则由于他的种种遭遇而显得微弱。苏轼虽然毕生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但就其改革的实际效果来看,却是与王安石站在了一起。

  苏轼思想的前后变化发展,不是不可思议的,而是合乎逻辑的,是能够被大家所理解的。大文学家苏轼是属于人民的。

  很前卫,但是前卫总是被打击的对象,就像戊戌变法,很显然没有辛亥革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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