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来到现金彩票网!
当前位置:满堂彩 > 此攻之灾也 >

揭秘"救火队长"周恩来如何在"文革"中苦撑危局

发布时间:2019-07-26 17:38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作为“”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的机构。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即《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做了规定。

  全会的最后一天,即8月12日,根据的提议临时增加了一项议程: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改选结果: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的名字排列紧接之后,成为接班人,而由第2位的接班人资格后排在第8位。且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8月18日,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群众大会”,等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还在接见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坚决支持“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赞扬是“的急先锋”,号召他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此后,运动迅猛发展。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

  周恩来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这场突如其来的之中。在以后的讲话中,他多次表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尽管他对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很不理解,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之火燃烧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其破坏程度如此之严重,完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随着局势的发展,全国混乱局面日见严重,周恩来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所能做的就是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去“救火”,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尽可能地控制全国混乱的局面。为此,一伙公然讽刺周恩来是“救火队长”。

  “文革”刚开始,许多老同志与周恩来一样,觉得很不理解,很不得力。随着“”的不断升级,运动发展到出现打、砸、抢,到处夺权,一片混乱,一些部长级的老同志意见越来越大,他们有时也会到总理处发牢骚,讲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周恩来听到这些话,很焦急,生怕这些老同志发牢骚会带来麻烦,他就很难保他们了。周恩来多次对老同志们说:“你们说话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们再这样讲,发牢骚,我也没法保护你们了。”他让秘书传他的3句话给老同志:心中无他,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检查;特别是不要承认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思想)。他还说:“‘’好像洗脸。洗过脸特别精神嘛,一定要正确对待。”

  为慎重起见,周恩来还写了一封密信,让秘书带给一些老帅、副总理、部长们,信的大意是:你们一定要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增加“文革”的困难,不要节外生枝,不要叫人抓住把柄……总之一定要谨慎言行、小心处事。

  周恩来交代送信的秘书:把信亲手交到这些老同志手上,当面给他们看完后再让他们签名,然后你再带回来。

  秘书拿着总理的亲笔信,先后到过陈毅、、李富春、贺龙、、谭震林等人那里。这些人看了信后都很感动,明白这是周总理对他们最大的关怀与爱护。

  等他们看完信,秘书再将签有老同志名字的信退回周恩来手中,周恩来随即把信销毁了。

  “文革”进入1967年后,在短短一两个月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直至基层干部普遍被批斗、打倒,武斗以至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全国性动乱急剧蔓延。这引起一直为动乱局面深深忧虑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严重关注。他们忍无可忍,与中央文革的尖锐冲突一触即发。1967年1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讨论军队开展“四大”问题。会上,、康生、陈伯达等以“军队不能特殊”为由,继续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在会上,陈伯达、、叶群等人又节外生枝,对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进行突然攻击。对此,、、3位军委副主席坚决反对。他们一致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一乱,将无法担负保卫国家、抵御外敌入侵的重任。在两种意见激烈争执当中,、义愤填膺,拍案怒斥等人。

  在得知“大闹京西宾馆”的情况后,想去听听不同的意见。1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跟随南征北战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们,见到心情十分激动,纷纷向他汇报部队在“文革”中遇到的问题和造成的危害,诉说自己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批斗的情况。插话说:“那还了得!到处抓人怎么行?……不能过头了,不能搞逼、供、信!” 并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

  不久,拟定了“八条命令”初稿。1月28日凌晨,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八条命令”稿。会上,文革小组成员不同意删除“要欢迎冲击(军事机关)”的内容。当天下午,周恩来向汇报了碰头会讨论情况。在征得同意后,周恩来同几位老帅一起研究审定“八条命令”稿时,删去了第5条中的“今后冲击要抵制,冲击要欢迎”的内容。审批时加写了一句话:“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并批示: “很好,照发。”当天,颁布了“八条命令”。

  这年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出席会议的有李富春、、谭震林、陈毅、、、(通称“三老四帅”)、、谷牧等,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等。会议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始后,围绕着“”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以“三老四帅”等为一方,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为另一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

  指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陈伯达辩解说:“不要忘记,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原则,这些在马克思著作里都有详细论述。”

  不无讽刺地质问他:“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怒不可遏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指挥军队吗?”康生蛮横地指责说:“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随后,怒斥陈伯达、康生等文革小组成员说:“你们不能为了要批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对他们的争论自始至终既没有制止,也没有发表意见,实际上是默许几位老帅“放炮”。只是在结束会议时,周恩来才寓意深长地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和有关“文革”的6个政策性规定文件。会上,谭震林、陈毅、、、等,按捺不住满腔怒火,对、陈伯达、康生、一伙乱党乱军、残酷迫害老干部等罪恶行径,进行义正词严的批判。

  谭震林怒斥张春桥等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越说越气,怒从心底起,气愤地喊道:“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说完,站起来就要走。这时,周恩来大声叫他回来。陈毅劝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接着,陈毅回顾延安整风的情况,怒斥、一伙打着的旗号进行乱党乱军的行径。他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周恩来插话强调,延安整风还要肯定。

  接着,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针对谢富治的插话说:“你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会上,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除了3次简短插话外,既没有阻止那些奋起抗争的老同志言辞激愤的发言,也没有因此中断会议进行,他对“三老四帅”的抗争是同情和支持的。

  谁也没有想到在碰头会上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帅”面临着灭顶之灾,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私自核对整理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并与密谋后,由安排他们向告“三老四帅”的状,并把周恩来也置于被告人的地位。

  2月18日晚,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一改平日谈笑风生的态度,面带怒容,语气严厉地指责“三老四帅”:“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看过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呢?”

  是啊,为什么当初同意,现在又反对呢?老帅们哪里知道“”是这么个搞法!无论他们怎样向解释,正在火气头上的还是不耐烦地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的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反对“”,那办不到!如果“”失败了,我和他(指)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的话如此严厉,火气如此之大,这是周恩来没有想到的。他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与硬顶,只会加重事态的严重性,必须保存实力,保护老同志们过关。周恩来清楚,办法只有一个:先把责任承担下来,“检讨”过关,再做打算。

  周恩来巧妙地替老同志们说话: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做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余怒未消,在他的提议下,会后召开了一系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对“三老四帅”的批判不断升温。

  周恩来怕“三老四帅”们出事,私下里向他们提出了3条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批判告一段落后,周恩来又考虑,必须让老同志们有个出头露面的机会。不久,迎来了1967年的“五一”节。每年在这样的重大节日里,中央有个惯例,在京的党政军领导人都要上与民同乐。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否上“亮相”,成为判定某人是否“有问题”的一个“标准”。

  “五一”节是个机会。周恩来在提出上的名单时,有意把参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列在其中。经批准,被指责参与了“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都在劳动节那天登上了。

  然而,中央文革一伙仍不罢休,他们并没有放过对“二月逆流”的批判。为此,周恩来又利用一切场合和机会,一方面对老同志们的生活和处境极为关心,另一方面艰难地努力,为他们恢复名誉、出来工作扫除障碍。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生前接受笔者专访而回忆周恩来对老帅们的保护时说:“当年,总理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老帅们。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带着我们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安全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我们做指示。”

  1967年建军节前后,、一伙又趁机冲击军队高级干部。元帅等人的行动都受到很大限制。“八一”招待会前夕,周恩来担心老帅们在出席招待会的路上出事,他指示北京卫戍区领导:等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们路上不出事!之后又嘱托卫戍区:一定要保证徐帅等在回家的路上也不出事。

  为保证老帅们的安全,周恩来想了很多细致的办法。据傅崇碧回忆,仅送徐帅回住处就颇费心机:“我们考虑,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卫,协同有关单位,用3辆警卫车跟着他,并兜了个大圈子,把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周恩来自己曾几次谈到过对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的保护,在他看来:对陈毅、谭震林“保”得“最多”,对聂帅则“保”得“最早”,对、谷牧等人也是“再三”地“保”……直到“九一三”叛逃事件发生后,“二月逆流”才终于得到平反。

  1966年12月2日,周恩来审阅新华社报道11月28日“文艺界无产阶级‘’大会”的新闻送审稿时,在其中点名称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和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3处文字旁画了双线。随即,他将阅后的送审稿送审批,并附信说明:“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同志审定。在第七、九、十三页中有3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第二天,在审阅时,把这3处点名批判的人名勾去,并批示: “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周恩来阅后批告陈伯达、康生、“速即照毛主席批改件发表”。

  12月4日,周恩来得知在、戚本禹策动下,一伙造反派于凌晨揪走了彭真、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立群后,十分焦急不安。却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得意地说:“小将们干得漂亮!群众起来了,你们想保也是保不住的。这一下你这个卫戍司令也甘拜下风了吧!”周恩来当即严肃指出:“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同时,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公安部立即把人找回来,并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向有关组织打探被抓人的下落。情况查明后,周恩来严厉批评这种绑架行径,勒令他们不要搞游街示众,将被揪走的领导同志立即放回。随后,他又指示卫戍区制订保护方案,保卫好他们的安全。经周恩来批准,卫戍区把这些同志护送到安全住地。

  当时,国务院各部的部长们几乎都成了、群众组织的“靶子”,随时可能把他们揪出去批斗一番。这一批部长级的干部,既要坚持工作,又要参加劳动,还要接受批判,许多人精神上体力上难以支撑。周恩来怕这些部长们承受不了,心痛地说:“他们在外面根本休息不了啊!应该把他们接进中南海休息。”但是,对外又不能公开讲,只好让秘书发通知,以开会或写检讨的名义轮番请这批部长们住进中南海“工字楼”宿舍。这样,他们进来几天,休息一下,再出去挨斗,而且规定时间送回来,身边同志称之为“倒班出去”。对有些部长,他还特别叮嘱,不要轻易出去,要离开中南海须经过他批准。一时间,中南海“工字楼”成了一些部长的“避难所”。

  1967年1月30日,国家建委主任谷牧从四川、云南、贵州考察“三线”建设情况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国家建委的造反派揪走。周恩来派到各部委的联络员得知后,立即向他报告。他对联络员说:你赶快找建委机关的造反派交涉,要他们把谷牧同志送到中南海,就说总理要听谷牧关于“三线”建设情况的汇报。第二天,造反派们开完批斗谷牧的会后,不得不按照周恩来的要求,把谷牧送到中南海北门,交给周恩来的联络员。为防止造反派再把谷牧揪走,周恩来叫谷牧不要回家,就暂住在中南海。

  2月1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造反派代表时明确指出:“谷牧不是‘黑帮’!谷牧的问题我早就讲过了,他犯了错误,应该让他向建委的同志检讨。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掌握的材料说明,谷牧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在国务院有工作,要他检查,可以定好时间,不要揪来揪去。”

  在“”中,相当多的爱国民主人士受到严重冲击和残酷迫害。为保护同中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爱国民主人士,周恩来冲破重重阻力,排除、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千方百计地竭诚保护他们。

  “文革”发难时,张治中正在北戴河休养。当时,横冲直撞,到处抄家、揪人、批斗。周恩来考虑张治中性格刚强,担心他对突然袭来的“文革”狂飙没有思想准备,怕他回京后遭受冲击而发生意外。于是,周恩来想法提前给他打招呼,向他介绍一些“文革”发动以来的情况。他决定安排中共中央统战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向张治中等爱国民主人士打招呼。同时,周恩来对张治中家也采取了保护措施,由北京卫戍区派1个连和1个营部住在张治中等爱国人士家的附近。战士们身穿便衣,佩戴红袖章,同前来的周旋。

  1966年8月底,张治中刚回到家,就来“造反”、抄家,先后来过5次。第2次来抄家时,竟然指着张治中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治中愤怒地从靠椅上颤抖着站起来说:“我的历史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和周总理!”张治中的家被抄后,周恩来得知很气愤。在接见代表时,他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了。”

  但是,在、一伙唆使、纵容下,们还多次要揪斗张治中。对此,周恩来深感不安。为了保护张治中,他进一步采取措施,让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找一位负责同志把张治中秘密护送到解放军三○一医院,只允许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同他联系。

  同年8月29日夜间,全国人大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的家里来了一伙气势汹汹的,他们来自北京大学经济系,手持“红宝书”向84岁高龄的章士钊和他的全家宣读“革命道理”,旋即开始了一场所谓的“革命行动”。

  在查抄章士钊家里的东西时,发现了与章士钊的合影及写给章士钊的信札,这才感觉到章士钊不是一般人,稍稍收敛了一些。

  走后,章士钊气得发抖,他颤悠悠地从卧室里走出来,有气无力地对孩子说:“拿纸笔来。”女儿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关切地说:“休息吧,明天再写!”章士钊坚决地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

  这封求救信写好后,第二天便送了出去。信中反映了来抄家时的粗暴情景,并恳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当天就收到了章士钊的信,生气之余,便当即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恩来见到的批件后,首先严厉批评了策划组织这次查抄活动的有关人员,并立即要求把抄走的东西全部归还,并派两名解放军战士到章家负责保卫工作,且将章士钊秘密转送到三○一医院加以保护。同时,周恩来就此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在这份名单中直接点出名字的有13位高级民主人士,他们都是在国内和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名单写好后,周恩来指示秘书通过公安部立刻送到中共中央统战部,让他们落实具体措施。

  负责办理保护事宜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此时已处于自身难保之势。中央统战部的领导们有的被批斗,有的靠边站。接到总理指示后,他们心里明白,周恩来这一招,实际上也是以中共中央名义赋予几乎陷于瘫痪状态的中央统战部一种特定的政治权力。

  照着周恩来拟定的名单和中央统战部根据批示的原则提出的全部人员的详细名单,一张由周恩来亲自布置的保护干部网在“”中迅速铺开……

  1967年2月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更是不可一世,到处煽阴风、点鬼火。这时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三员“干将”,手下名副其实的“车、马、炮”,成为“”中左右横行的风云人物。

  1967年8月7日晚9时,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不久前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中被当作“英雄”的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王力,拖着一条打着石膏绷带的伤腿,靠在躺椅上,接见匆匆应召赶来的外交部造反派。

  刚刚在上午因揪斗陈毅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的造反派一见到王力,就像在外头受了气的奴才见到了救命的主子,纷纷诉说各自的“委屈”。造反派一阵“诉苦”后,王力开讲了:“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这么神秘,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个外交就这么难?就不能干外交?他们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还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

  接见一直持续到11时。周恩来是在第二天从造反派散发的传单上得知王力的讲话内容的。

  周恩来曾在各种场合对外交部群众组织一再强调:夺权只能夺对“”的领导权,外交业务大权属于中央,绝不允许夺,只能监督。对业务的监督也是有范围的,不是全部。然而,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下,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越演越烈,外交局势一度失控。

  8月19日,有恃无恐的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大权。3天之后,8月22日晚,狂热的造反派又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周恩来接到冲砸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卫戍区部队劝说群众撤出,保护好代办处工作人员,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卫戍区部队奋力扑救,到24时才把火扑灭。英代办与其他15名人员一起,被部队从火场中救出。另有7人分别跑到了外交公寓和芬兰驻华使馆。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世界外交史上也很罕见的一起涉外事件,连同此前发生的造反派冲砸印度、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把新中国外交和国际声誉降至“冰点”。周恩来的愤怒、无奈可想而知。

  23日凌晨3时,火烧英代办处3个小时之后,周恩来把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严厉批评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代办处的行径。

  周恩来心里很清楚:中央文革一伙利用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妄图打倒一切,搞乱一切,乱中夺权。但也绝不容许中央文革一伙这样一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乱法。乱到什么程度,心里还是有考虑的。8月初,对中央文革煽起的“揪军内一小撮”,搞得军队人心惶惶也很不满,提出过批评。

  物极必反,作恶者必自毙。中央文革一伙没料到他们迫不及待地赤膊上阵,把他们操纵和煽动造反派夺外交权、夺军权的阴谋来了一个充分暴露,给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出击的机会。

  周恩来看准了这一时机,决意给狂妄的中央文革当头一棒。8月25日凌晨1时,周恩来开完中央文革碰头会后,单独找跟随南巡、中途回京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谈话,并要他直接去向在上海的请示报告。

  杨成武带着装有王力“八七讲话”和关锋“揪军内一小撮”材料的档案袋赶回上海,向做了汇报。当时没有表态,只说了句:“知道了。”

  次日上午,对杨成武说:“王、关、戚是破坏的,不是好人!其中,王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你只向总理一个人汇报,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做检讨,争取一个。”沉思片刻后,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

  回到北京,杨成武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8月26日晚,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陈伯达、康生、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4个月之后,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这是一件绝密级的政治事件,没有对外宣布。但对一伙来说绝不亚于8级大地震,迫使他们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因为有的“最高指示”,也只好“丢车保帅”。

  “文革”初期,、周恩来、等中央“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主张将“文革”局限在生产领域之外,以免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1966年7月2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运动的通知》及其《补充通知》,强调这次“”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及县以下基层生产单位,应把“”和“四清”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不能一哄而起,影响生产。

  为避免运动的洪流泛滥成灾,周恩来指示改组后的中共北京新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联络总站。

  联络总站设立后,9月1日召开了首都大、中学校代表第一次座谈会,周恩来亲临会场,坦率地对代表们说:“现在的组织并不严格也不严密,会被坏分子钻空子。第一步是组织起来,第二步是联合起来。”他最关心的还是生产和业务,一再强调,运动不要影响和干扰生产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正常工作,打击面不要过宽。周恩来苦口婆心地说:“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工厂不能放假不搞生产,服务行业不能停止供应。热电站是一秒钟也不能停的。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去影响,要尊重那里多数人的意见,不能拿我们放假搞革命的办法去要求他们。”

  次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了《有关的几点意见》,强调必须向讲清楚政策,串连要保证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保证厂矿企业的生产不受影响、生产不致停顿。

  9月3日,周恩来对《意见》做了最后修改,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准备讨论通过《意见》,早日下发。然而,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却有恃无恐地否定了《意见》。康生说:“我看这个《意见》如果发下去就有包办、代替的危险。”戚本禹在一旁帮腔说:“把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破坏的危险。”

  9月4日凌晨,中南海西花厅。秘书把一份刚刚收到的《要事汇报》送到了正在伏案办公的周恩来手中。《要事汇报》上记录了黑龙江省双城县人委来电反映的一些情况和提出的问题: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垮了;全县21个公社已有11个公社和许多生产队被“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队、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揪斗,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

  基层组织瘫痪,最要命的是生产无人负责。秋收临近,这将关系到国计民生,必须尽快拿出办法来。

  周恩来本来以为“”主要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他最担心的是这场运动影响生产。然而,现实告诉他,“”现在已经无情地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

  周恩来充分意识到,要想阻截“文革”破坏性的狂潮,难度是相当大的,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中央文革的人有支持,硬顶是不行的,必须讲究斗争策略。有些事情,只能尽量避开中央文革小组。

  周恩来拿起电话,要通了陶铸。他与陶铸商量,要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的有关规定,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工厂、农村原则上不宜开展“”。同时,他要陶铸组织起草一篇强调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的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

  周恩来又找到李富春,要他找、谭震林、、谷牧等人商量一下,负责起草有关工厂、农村开展“”的规定。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主持起草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提出,“革命和生产两不误”,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要加强领导,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社论强调,在搞好“”的同时,要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

  几乎同时,李富春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起草好了《关于县以下农村“”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周恩来对这两个文件做了修改、审定后,于9月8日召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进行讨论。

  讨论一开始,中央文革的人满脸怒气,对这种与“文革”目标相去甚远的文件极为不满。他们百般刁难,说“”正处于高潮,突然下发这样的文件,会给运动泼冷水。

  周恩来只好另谋他途。当天,周恩来将这两个文件以及农村和工矿企业对只抓革命不抓生产表示担忧的一系列材料报送,请最高统帅定夺。他还提议,这样大的问题,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

  在9月10日的首都大、中学校代表第二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在倾听代表提出的意见后回答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他提醒注意:“我们要破的是四旧,要反的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但不能一切都反。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不是所有的党政领导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不能乱打一通,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周恩来不厌其烦地向宣传、解释党的政策,试图使脱了缰的野马不要走得太远……

  再说,周恩来送上的文件在那里压了几天。9月14日,大笔一挥,批道:“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周恩来接到批示的当天,立即把两份文件发了出去。随着文件的发出,农村和工矿企业的“”稍有收敛,“文革”泛滥成灾的洪水,遭到了顽强的阻截。

  次日,第3次在广场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师生和百万。周恩来、陪同接见。

  接见大会上,周恩来讲话强调串联不要干扰工农业生产。他说:“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它也关系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关系到支援全世界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他那略带些沙哑的嗓音,表达了为维系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所持的坚定态度。

  为达到说服教育的效果,周恩来打起了主席的旗号:“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

  然而,却发表了另外一种基调的讲话。他非但不提生产之事,反而以极富煽动性的口气对说:“‘’形势好得很,形势越来越好。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你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做得对,做得好!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浓厚的“造反派”和来说,的讲话更迎合和挑动了他们追求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的狂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他们也不难听出与周恩来的讲话是如此的不和谐。中央文革一伙借机攻击周恩来的讲话是“大毒草”。

  对此,周恩来愤然反击。9月25日,他利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的机会说: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农村三秋到了,不抓怎么能行?”

  周恩来耐心地做解释工作: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联大大超过了,而货运量却大大减少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国家的建设了。工人、农民总不能因为“”而不搞生产了吧?否则,我们吃什么、用什么!

  周恩来的话,实实在在,没有人能够当面说这样的话不正确。但这些话却引起了、等人更大的不满。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怒气冲冲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陶铸不客气地顶她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

  听后更是暴跳如雷,改向周恩来嚷道:“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对毫无组织纪律观念,只知野心膨胀的,周恩来忍无可忍,回敬道:“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见周恩来也不买她的账,转而怒目说:“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周恩来毫不退让,说:“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一伙为了乱中夺权,不顾人民死活,不惜干扰、破坏工农业生产。这年10月初,责令全军文革小组起草《关于军队院校“”的紧急指示》,规定军队院校的“”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随即掀起了一股乱军的狂潮。10月9日,陈伯达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什么“革命不能冲击生产是‘怕字派’”,不指名攻击周恩来。他阴阳怪气地说:“‘怕字派’说,‘’妨碍生产,一闹‘’,生产就不好进行。这些‘怕字派’的同志千怕万怕,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周恩来对于陈伯达这种公然无理指责,不屑理睬。他多次提出,陈伯达的这篇讲话不能传出去,因为现在还在修改。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却故意将陈伯达的这篇讲话扩散到社会上。为此,周恩来继续采取应对措施,为维系国民经济运转顽强抗争。

  为消除陈伯达这番谬论的误导,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题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11月9日,他在主持讨论这篇社论的会上,针对陈伯达的讲话,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停顿的重要性,批驳只抓“革命”不讲生产的谬论。他严正指出:“不搞生产,国家怎么办?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根据周恩来意见定稿的这篇社论郑重宣告:“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因为,“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这是常识范围的事情,谁都会懂得的。”

  随着“文革”狂潮肆虐,11月10日,以王洪文为首的赴北京告状的1000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上海西北郊30公里嘉定县境内与昆山、青浦交界地方京沪线上一个小站安亭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制造了京沪线小时的“安亭事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竟背着中央,置周恩来有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的电告不顾,与王洪文等造反派头头串通一气,公然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并把这个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张春桥与工人座谈时煽动说:“如果工厂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

  “安亭事件”虽然平息了,但铁路交通却更混乱了。在北京的周恩来极为焦虑。他打电话给正在挨斗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丕显同志,你一定要保证铁路运输正常,不要让他们把铁路运输搞乱了。”

  几天后,周恩来找到调国务院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谷牧谈话,要抓紧准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力求把1967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正在这时,陈伯达却把他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主持起草的《关于工厂“”的十二条规定》交给、谷牧。这个《十二条规定》提出:“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等。这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还胁迫、谷牧在一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予答复。显然,陈伯达此举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意见示威。

  11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谷牧就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规定》汇报,并建议近日召开全国工交座谈会,研究工交系统如何开展“”的问题。周恩来同意把陈伯达的《十二条规定》拿到工交座谈会征求意见。17日,在工业交通座谈会上,参加会议的七大城市和各大区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强烈反映:“”的冲击已使工交战线出现混乱,许多大型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面临停产、停运的危机。刘澜波、吕东、吕正操等部长们,在会上严厉批评陈伯达炮制的《十二条规定》,反对“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

  11月19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指出,工交战线进行“”,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特点,要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8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联。” 他还告诫与会干部,“现在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家在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党和国家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和座谈会上的意见,谷牧组织人员对陈伯达的《十二条规定》做了修改,改定为《工交企业进行“”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针锋相对地指出: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工人参加“”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8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联等等。

  陈伯达看到《十五条规定》后,恼羞成怒,立即将谷牧、找到他的住处,要他们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瞧不起,现在你们瞧不起。你们有什么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听了、谷牧的汇报,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

  11月22日,周恩来与李富春一同到处,把这次工交座谈会及《十五条规定》的情况做了汇报,基本同意了《十五条规定》。

  但、一伙却不顾的意见,肆意要把工矿企业搞乱,以便他们在乱中夺权。从不过问工农业生产的,从12月4日至6日,却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会议开始时,谷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的《汇报提纲》,汇报了工交座谈会和《十五条规定》。

  谷牧汇报还没讲完,中央文革一伙就迫不及待,纷纷起来指责。他们攻击说:“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不好好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他们胡说:《汇报提纲》“集中地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

  张春桥气势汹汹地指着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陈伯达歪曲事实,颐指气使地指责“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他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特别是事先没报告主席和同志。”

  一直沉默未言的周恩来清楚,他们一伙的攻击矛头,名为责难谷牧的《汇报提纲》,实际上是对准自己的。对陈伯达的无理指责,周恩来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我们的目的也是想在同志面前把各大区、各省同志的思想反映一下。”最后,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一面主动承担责任,一面为主持和参加会议的同志开脱。他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会议最后由做总结发言。他字字句句地定性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不对头,需要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还针对周恩来多次讲过的“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批驳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种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在的支持下,会议被迫通过了经修改过的陈伯达起草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六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的指示》。为此,“”的动乱全面进入广大工矿和农村。

  周恩来忧心如焚,他最为焦虑的是: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严重地破坏我国的生产力,从而产生比“”更为严重的后果。为此,他充分利用由、谷牧、林乎加负责的“小计委”主持经济工作,要他们住到中南海国务院院子里,保持着国务院和各经济部门及各省市的联系,以维护生产的正常运转。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农民不种田了,没粮食吃了,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至1966年11月下旬,已经先后8次接见了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和,仅受到最高领袖接见的外地师生和人数就达1100多万。

  如此巨大的人员流动潮,潜伏着重大的事故隐患。全国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大串联,给本来就严重不足的铁路运力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是周恩来早就预料到的。为使铁路交通命脉不至于中断,周恩来亲自坐镇指挥铁路运输。他每天都要亲自看《铁路运输简报》,早晚都要找有关负责人开会,了解全国铁路运输情况,研究对策。无论哪个地方交通中断,他都要亲自打电话追问,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劝说、教育或批评造反派。他的工作,不分昼夜。

  没想到,在全国的混乱逐渐加剧的情况下,铁路的混乱也越发不可收拾。在铁路系统,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们,气焰越发嚣张。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篡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

  上海“一月革命”得到了的支持。在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其中用的话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2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进一步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此后,一场周恩来做梦也想不到的全面夺权风暴,在全国掀起,从中央各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各行各业都不能幸免。“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更加泛滥,一场空前的社会混乱降临全国。

  周恩来所要解决的,是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周恩来所要承受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痛苦!在全国的所谓“夺权斗争”中,铁路部门的夺权更甚。

  大夺权风暴迅猛刮向全国各地,致使铁路运输陷于瘫痪、半瘫痪。铁路部门大批各级领导干部相继被夺权、揪斗;广大职工或分裂成几大派,或外出串联,停产闹“革命”,铁路运输生产大幅度下降;保证铁路正常运输的各种规章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管、卡、压”,难以执行。大夺权使高度集中、统一的铁路管理处于无政府状态,铁路干线不时中断、停运,待运的旅客和生产物资大量积压。

  1月19日凌晨,为恢复铁路交通秩序,周恩来召集铁道部联络站和长春、大连、齐齐哈尔、广州、武汉等地铁路部门的职工代表谈话,对“停产闹革命”提出严厉批评。他说:“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现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丢开业务不管,这是要批判的。丢开业务闹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吗?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我替吕正操当起了铁道部长,这种情况对铁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说服出来串联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把自己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搞好。”

  1月27日晚11时至28日晨7时,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造反派代表,严厉批评铁道部造反派的夺权错误,责令他们“要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昼夜值班,保证业务不中断。我每分钟打电话都要有人,铁路交通一时一刻也不能停下来。”2月1日,他再次接见铁道部造反派代表,批评说:“为什么就联合不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对铁道部实行军管。我给你们开过7次大小会议,强调全国交通大动脉不可一刻中断,你们有时就是不顾一切。你们想想,是一个单位重要还是全国重要?是一个人重要还是七亿人民重要?要在脑子里夺‘私’字权。”

  周恩来采取种种措施,仍然没能制止住铁路交通停运。于是,他下定决心对铁路系统实行军管。当即将齐齐哈尔铁路交通受阻的报告送给。3月19日,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接管,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

  遵照的这个批示,周恩来主持起草一份对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文件。3月21日晚,周恩来召集这3个部的负责人和群众组织代表开会,负责国务院工交、财贸、计划工作的、谷牧、等同志出席会议。周恩来宣读了的批示后,强调说:“经我们研究,铁路、交通、邮电要实行全面军管。1月底,我就提出民航局归军队管,现在是3月份了,不能再耽搁了,无论如何要把2季度的生产搞好。铁路、轮船、交通、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派军管小组或委员会先管起来,由谷牧同志负责。”

  但是,、一伙竟然不顾的批示,对实行全面军管进行刁难、阻挠。指责说:“军管如果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他们还节外生枝,挑剔说: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写得不够。因为、一伙的阻挠,对铁路、交通、邮电军管一再拖延,交通运输受阻情况进一步恶化。

  5月31日上午,周恩来接到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的一份紧急报告,其中反映:郑州、徐州、蚌埠、金华、宣化等铁路枢纽站段两派武斗,炸毁机车,停止作业,致使京广、津浦、陇海、浙赣等4条主要铁路干线均处于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69列……

  这还了得,连基本的社会秩序都没有了,简直无法无天。“必须发挥国家权力的强有力作用,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周恩来主意已定。

  他立即拿着紧急报告去找。他说:“主席,铁路交通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局势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应立即实施,不可再拖。”思索片刻,同意周恩来的建议。

  告别,周恩来立即召集李富春、、、萧华、杨成武、谷牧、等人于当天下午到国务院开紧急会议。

  对中央文革,周恩来采取了先斩后报的办法。会后,他将向汇报的情况和会议商定的措施,连同铁路中断情况的电讯,一并送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并告:“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还没有等中央文革的人醒悟过来,第二天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署名的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三次“庐山会议”,到会者共253人。

  8月20日下午,在接待完两批外宾之后,周恩来登上飞机,直飞江西九江。傍晚时分,抵达庐山。周恩来是最后一个上庐山的中央领导人,他住在当年马歇尔曾下榻的一幢小楼里。

  22日15时,在他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全会会期、日程、分组等事。谈到设国家主席问题时,会上除外,几名常委都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康生、陈伯达、也先后表示应设国家主席,并主张由担任国家主席。

  很不以为然。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这是自1970年春以来第四次表明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既然坚决表示不当国家主席,如果决定设国家主席,极有可能由来担任。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便暗含着不赞成当国家主席。而在坚持设国家主席时,又打着主张由担当这个职务的旗号,有意回避了自己同这一职务的关系。

  8月23日16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议程。

  接着,做了长篇讲话。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又说,“我们说毛主席是个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还重复了许多他过去称颂的那些话。而这些话,正是审改文章时多次删去的。为了准备开幕会上这个讲话,事前写好讲稿。但发言的事,他到临开会前才突然提出来。

  在讲话时,坐在台上的显得有些不耐烦,周恩来也露出焦急的神态。陈伯达却听得很“认真”。对多数与会者来说,这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

  讲完后,康生发言,表示对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他提出:在要当国家主席、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这一章就不设了。”

  8月24日下午,在讨论讲话的分组会议上,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并宣讲由陈伯达编选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在发言中,他们按照讲话的主旨,大讲“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这时,随着集团权势的扩大,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急剧膨胀,同时他们担心“”中形成的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超过自己,于是采取阴谋手段急于抢班夺权,不点名地攻击张春桥,说有人反对提毛主席是天才,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思想,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当晚,华北组发出载有陈伯达发言内容的第二号简报,引起会议的强烈反响。

  等人为争夺个人权力进行的宗派活动,为所察觉。8月25日,他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提出“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希望“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这时,全会已难以再按原定计划进行讨论了。9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各组组长会议,商量全会的会期问题。周恩来提出,明天闭会太仓促了,以后天结束为宜。

  一天早饭后,已经连续30多个小时没合眼的周恩来,在去参加一次重要会议的路上突然昏倒在地。过了1个小时左右,才渐渐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警卫员的床上。他又蓦然站起来,坚持赶赴会场,参加会议。为了防止再发生意外,有关部门不得不派医护人员携带氧气瓶守候在周恩来工作地点旁边,随时准备抢救。

  4日、5日两天,周恩来继续不分昼夜地工作,找人谈线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以及全会公报等文件。因为劳累过度,导致心脏出现异常,从5日凌晨开始吸氧。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全会公报,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及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周恩来在闭幕式上发言,提出:要好好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首先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加强团结,要严于律己,宽于责人,但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妥协,不能让步。又说,革命、生产、战备都不能松懈,要认真抓到底,为明年开始的“四五”计划打下好的基础。闭幕会上,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开始采取措施,纠正文化宣传领域包括对外工作中某些“左”的倾向。周恩来还没有下山便指示邮政部门:今后在邮票上不许再印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了。

  这一年秋天召开的全国外贸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询问:出口商品包装上是否还有毛主席语录?这样到处印毛主席的话是不严肃的,是对毛主席不尊重。前几年讲这种话是泼冷水,现在应该讲了。什么事情搞极端了,总是走向反面。

  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和《我的一点意见》,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根据的提议,12月2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这在当时被称为“挖墙角”。

  从九届二中全会后一直称“病”不出,既不批陈,更不做检讨,反而一步步走上同党和人民敌对的绝路。1971年3月初,他在苏州用南唐后主李煜词中“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的句子来警告其子林立果等不能“束手待毙”。

  中共中央和在限制和削弱集团势力的同时,也希望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3月底,周恩来曾受之托,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去北戴河找,要他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周恩来意欲“给他个台阶下”。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检讨。谈话中,对自己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要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回到北京,周恩来带着黄永胜等人一起向做了汇报。听完后,对的态度十分不满,当场指着黄永胜等严厉批评道:“你们已到了悬崖的边沿了!现在是跳下去、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4月11日,把吴法宪、叶群两人重写的检讨批转周恩来,告诉他:“我已看过,可以了。”由于两人的检讨仍只字不提的问题,实际上已不再对他们抱有什么希望。

  4月15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主要是批评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人批陈不力,也听了他们的检讨。

  4月29日,周恩来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在会议结束时作总结发言,指出: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他们之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 对开了半个月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极为恼怒。这年“五一”节晚上,勉强来到城楼观看烟火的满脸沮丧,始终不同讲话,连招呼也不打。他在城楼上只坐了几分钟,便不辞而别,以致新闻纪录片上也来不及留下他的影子!

  此时的等人正加紧进行阴谋活动,决心铤而走险,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来达到他们篡夺最高领导权的目的。

  早在1969年10月,授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命其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私下宣布: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这样便亲自掌握和控制了空军。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集团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后,恼恨地说:丘八斗不过秀才。他还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组成所谓“联合舰队”。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秘密据点,进行联络,私藏、弹药、电台、以及党和国家的秘密文件。1971年2月,、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由林立果于3月在上海召集“联合舰队”主要成员秘密会商,制订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纪要》(“571”即武起义的谐音,意为武装起义)。

  正当“联合舰队”成员加紧进行武装政变的准备工作之时,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离开北京到南方各地巡视,沿途同当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他着重谈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指责等人“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认为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还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并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的谈话表明他已不再把看作接班人,不再信任,而且认为已成为反对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

  这时,集团磨刀霍霍,准备阴谋刺杀于南巡途中。9月8日,下达“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武装政变手令。林立果带着这份手令加紧部署。他们密谋在华东地区由江腾蛟指挥采用地面攻击、爆破铁路桥、飞机轰炸等手段摧毁的专列,杀害。

  在南巡途中觉察到一伙的活动后,立即机智地采取措施。9月10日下午,突然离开杭州到达上海。在专列上接见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后,于9月11日下午命令专列离开上海,风驰电掣,昼夜兼程,于12日下午平安抵达北京。为此,集团阴谋杀害的计划宣告破产。

  9月12日晚,北戴河联峰山96号楼,住地一片忙乱,被一种神秘的气氛所笼罩。

  22时刚过,中央警卫团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领着的女儿林立衡(小名豆豆)来找负责住地警卫工作的第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来到楼外的一片小树林,林立衡急切地说:“姜大队长,叶群、林立果欺骗首长(),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先去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姜作寿有些惊异:“你说的这些可靠吗?”

  “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我该怎么办呀?”林立衡说。姜作寿又问了她一些情况,联想到晚上的一些反常情况,顿感事关重大,立即用电话向在北京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做了报告。张耀祠立即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报告。

  当晚,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灯火通明,紧闭着的宽大玻璃窗拉上了深绿色的帷幕。周恩来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到会的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有关部长,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等也都在座。

  22时40分左右,秘书急匆匆地推开门,来到周恩来身边悄声耳语了几句,说来电话,有紧急情况要直接报告总理。

  周恩来离开会场,匆匆来到他在大会堂办公的新疆厅,拿起红色的电话听筒。话筒里响起了的声音:“总理,刚才接到张耀祠打来的电话,说据林立衡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已经调来了的专机256号。”周恩来大吃一惊。

  周恩来知道林豆豆同她的家庭一直存在着矛盾。林豆豆的这个报告,会不会夹杂着家庭纠纷的因素呢?是党的副主席,他要叛逃,可是一件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稍有延宕,将会给党和国家酿成难以估量的灾难。但是,如果判断有误,匆忙采取措施,其后果同样非常严重……

  “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不要鲁莽行动。”周恩来果断指示。

  放下电话,周恩来回到会场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政治局成员留下,其他的人可以回去。与会人员从周恩来紧锁的眉头和凝重的神情推测,可能哪里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急需总理处理。但绝对料想不到是出逃。

  林豆豆报告的情况是否属实?必须迅速查明情况。周恩来查问吴法宪:“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今天调飞机去山海关机场没有?”吴法宪回答:“没有。”

  “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细心的周恩来进一步追问。吴法宪支支吾吾:“我不知道。”他也确实不知道,还没来得及通知他。周恩来说:“你要迅速查清楚,立即向我报告。”

  周恩来想到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下属的一个机场,于是又查问李作鹏:“你立即查一查,今晚是否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山海关机场。”

  不久,李作鹏、吴法宪回话:确实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吴法宪说:“我问了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死党),他说是一架改装后的三叉戟到山海关夜航试飞的。”周恩来心想,夜航试飞是谎言。

  他当即命令吴法宪:“你通知这架飞机马上回来,飞机回来时不准带任何人。”过了一会,吴法宪说:“胡萍说这架飞机有故障,不能马上回来。”

  周恩来机警地感觉到这架飞机的行动不太正常,他以严肃的口气责令吴法宪:“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就在周恩来打电话查问三叉戟飞机一事时,在北戴河联峰山96号的住地,、林立果、叶群等人早已乱作一团。他们经过一番密谋,决定私调飞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不料,周恩来一再严厉追查三叉戟飞机之事,打破了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一伙见南逃阴谋败露,便决计叛逃,飞往苏联伊尔库茨克。

  23时20分左右,周恩来办公桌上那部红色的电话机又急促地响了起来。周恩来迅即抓起话筒,里面传出叶群的声音:“总理啊,首长()要我向你报告,他想动一动。”周恩来用他多年养成的保密习惯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

  叶群说:“是空中动,我们需要调几架飞机。”周恩来问:“哦,你们调了飞机没有?”叶群回答说:“没有,首长要我先向总理报告,再调飞机。”

  叶群的这一回答露出了“马脚”。明明已调一架飞机到山海关机场,而且是林立果坐了去的,为什么撒谎说没调飞机?为什么刚刚查问了三叉戟飞机的事,叶群就来了这么一个电话?叶群的电话原本是想来试探追查飞机的周恩来,她没有想到此举却为周恩来证实林立衡报告的情况提供了依据。

  周恩来略加思索,不露声色地回答叶群:“今晚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等我同吴法宪同志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定吧。”

  周恩来放下电话,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命令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中央的命令:“停在山海关的飞机不准动;要动,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4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然而,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传达时做了篡改,说“4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可放飞”。

  同时,周恩来派吴法宪立即去西郊机场随时掌握机场的情况,并派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工作。派北京军区司令员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以协助自己负责空军的指挥。要黄永胜留在大会堂,“协助”处理发生的情况。实际上是切断他同一伙的联系。

  下达完命令,周恩来叫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在福建厅待命。他自己驱车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他要亲自向报告所发生的一切,并从安全角度考虑,建议转移到人民大会堂118厅。那里是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和休息的地方。

  从中南海回到人民大会堂,电报大楼大钟的时针已指向0点。周恩来又命令吴法宪:“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一定要起飞,我亲自坐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去劝阻。”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就在周恩来下达命令的同时,一伙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开枪打伤警卫人员,仓皇逃离了北戴河96号楼,乘红旗牌轿车向山海关机场狂奔。

  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的周恩来接到张耀祠的报告:已离开住地,向山海关机场去了。周恩来询问警卫部队能否先赶到机场控制飞机,张耀祠难以做出肯定的回答。因为警卫部队的车再快,也快不过的大红旗。尽管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和警卫团第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带着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驱车加足了油门在后面紧紧追赶,但的红旗轿车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这时,周恩来又一次命令李作鹏,要他下命令给山海关机场,不准停在机场上的任何飞机起飞,要设法阻拦。但是,李作鹏没有遵照他的指示下达命令。

  9月13日0时22分,的红旗轿车冲入山海关机场停机坪,在银白色的256号三叉戟专机的左后方戛然停下。

  256号飞机正在加油,油罐车的管子还连着飞机。叶群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嘴里喊着:“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

  平时夏天都要戴帽子的仓皇出逃,连帽子都丢在了北戴河96号楼。他第二个下车,光着头。林立果第三个跳下车,提着手枪在一旁气急败坏地催促人们赶快登机。

  一切都太突然了。这时,专机组的9名成员还有副驾驶、报务员、领航员等5人没有赶到,只有机长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上了飞机。

  0时32分,、林立果、叶群等连滚带爬、狼狈不堪地抢上256号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与此同时,周恩来接到了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

  为了挽救一伙,周恩来命令空军指挥调度室:“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回来。不论在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如不行,在锡盟(即内蒙古中部锡林郭勒盟)降落也可以。”

  指挥所的呼叫声,通过无线号飞机的机舱里,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据当时万幸没上飞机的专机副驾驶分析说,可能是飞机上没有把通信电台打开。因为一旦打开电台,包括3名机械师在内的机组人员都可以听到调度室塔台的呼叫声,禁止256号飞机起飞的命令也会传到3位机械师的耳朵里。

  空军司令部指挥室的雷达密切地跟踪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墙壁般宽大的雷达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的亮点正向北移动。

  “0点46分,航向310度,飞机向西北方向飞去。”“现在飞机时速550公里,高度3000米。方向正北。”……空军司令部作战部指挥室通过专线保密电话,不断地把飞机的最新情况向周恩来报告。

  凌晨1时10分,西郊机场的吴法宪来电话报告:“飞机的方向不对头,向蒙古方向飞了,马上就要出国境了,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恩来在中南海向身着睡袍的请示:“怎么办,打不打?还在射程之内。”凝神沉思,最后说:“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要是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坐在沙发上,头向后躺在靠背上。他闭着眼睛说:“有什么消息,速报告我。”

  1时55分,256号飞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境内。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用力按下手中的话筒,气愤地说出两个字:“叛徒!”

  周恩来回到新疆厅,向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宣布了北逃的消息,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讲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掌握了我党我军大量的核心机密。他叛国投敌不仅对我党产生严重的危害,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根据的指示,周恩来立即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通报事件情况,做紧急战备部署,以应付突发事件。

  周恩来首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全国所有机场。没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联合签发的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不许任何飞机飞进北京。派陆军进驻空军、海军机场,与原守卫部队共管,严格遵守净空命令。

  随后,周恩来拿起保密电话,亲自逐一给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外逃情况。为了暂时保密,又能使对方听懂,周恩来既含蓄又清楚地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

  当时,有的大军区负责人一时还没听明白,还在电话中提问是谁跑了。周恩来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我再说一遍……”一圈电话打下来,周恩来的嗓子都喊哑了。

  3时15分,的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劫持一架直升机,从北京沙河机场强行起飞,他们携带大量文件,企图追随逃往国外。坐镇在空军作战部的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果断指示:“迫使它降落,不听就把它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出去。”空军随即派出8架次战斗机拦截,但因为天黑没有及时找到这架直升机。

  好在这架直升机的驾驶员陈修文有高度政治觉悟,且智勇双全,在得知周宇驰他们的阴谋后,他千方百计地把飞机降落在怀柔县境内。落地时,他和周宇驰等人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被随即赶来的战士捕获。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北京军区命令三十八军的3个机械化师、坦克一师、坦克六师和炮兵六师共6个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兵力就由原有的4个师增加到10个师。防御区域重点是北至南口,东到首都机场,南到河北保定以北。考虑到当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是解放军各总部的负责人,为了确保北京卫戍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周恩来指示卫戍区部队对来自军委、各总部的电讯只收听,不汇报,即只接受来的电话、电报,不汇报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部署的应变措施。

  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密切注意外电反应,抓紧研究和提出因事件可能引起的对外交涉所需的应对方案。

  做完这一切后,天已经亮了。人民大会堂外,丝毫没有显示出什么异样。人们依旧是那么的平静,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该散步的散步。广场上,首都民兵师的队伍还在演练队形,准备迎接国庆22周年的检阅。广播喇叭的新闻播音中还不时有林副主席的字眼。外面的行人谁也没有料到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刚刚度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不眠之夜。

  此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桌前陷入了沉思。连卫士轻轻地把窗帘拉开和关灯的声音都没能把他惊动。从12日19时30分吃过一顿饭后,到现在连续紧张工作10多个小时没吃东西,也没休息。卫士担心他的身体,但此时此刻也不敢说什么,只能在一旁静候。

  沉思了好一阵子,周恩来起身前往所在的118厅。往常,周恩来总是会问:主席休息了没有?但这次他没问,他知道肯定没有休息。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卫士高振普回忆,周恩来在那里大约谈了半个小时。

  13日上午9时左右,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周恩来吃了一碗面条和一个包子。随即又召集政治局委员、军委和总参作战部的同志到大会堂东大厅开会,分析由于外逃可能发生的情况,研究制订紧急方案,调整部队部署,重点是应付外国势力的入侵,并拟定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指示。

  13日一整天,周恩来没有回过西花厅,连续20多个小时没回家。担心周恩来的身体,来过好几次电话。从卫士们支支吾吾的言语中,政治经验丰富的预感到国家肯定出了什么大事,她不是像以往那样催周恩来早点散会,而是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按时给周恩来吃药,不要饿的时间过长,要提醒总理休息。

  13日晚上10时15分,空军司令部送来一份报告:18时4分,蒙古人民共和国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2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从18时起进入一等戒备。

  14日上午11时左右,连续忙碌了50多个小时的周恩来看上去显得格外疲惫。在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再劝说下,周恩来服了安眠。

http://caracurran.com/cigongzhizaiye/403.html
锟斤拷锟斤拷锟斤拷QQ微锟斤拷锟斤拷锟斤拷锟斤拷锟斤拷锟斤拷微锟斤拷
关于我们|联系我们|版权声明|网站地图|
Copyright © 2002-2019 现金彩票 版权所有